四五年收回光伏发电投资

一般来讲，比较有钱的人才去做资产消费，比较穷的人才去做产品消费。

中国需要什么样金融战略与货币政策，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这种观点认为，减少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只是帮助了那些金融家、有钱人。

特别是这个时候，在金融市场，不论是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还是让国内的企业更新换代，价值链上的定位往更高的一端转移，为中国人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往更广泛、深层的方向发展。这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都是给操作者提供工具，控制风险，从而让每一个放出去的信贷的利用尽可能地达到最高。举个例子，前两天银监会在5个城市进行消费金融的试点，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消费金融方面还是不能放开发展。第二，今天中国的资本和资金的供应，再加上中国本身的资本化的能力已经相当高了，在中国出现今天的这种不缺钱、不缺资本的局面之前，80-90年代，中国吸收外资做的努力这么多，进入的FD I非常多，尽管有些钱来自香港、台湾，但这些钱都是和美国的金融市场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来使得各个不同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企业、法人他们配置自己的资源，控制自己资源风险的能力达到空前高的程度。南方都市报：《货币战争》的畅销，有人认为是利用了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

国营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国企与民企竞争时，尤其是有人违约时，你说从法院，到政府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吗？还是会更偏袒国有企业。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运作得很顺当的民主宪政来约束公权力的话，还不如把货币发行权留在民间的金融机构，至少这些民间金融机构为了生存发展下去，会非常在乎他们的信用，市场的力量反而可以约束这些掌握了货币发行权的银行，让他们不会乱来。得到的印象是，城乡兴建了不少社区医院或基层医疗诊所。

期间，市场化医改失败论来势汹汹，谁也闹不清医疗服务体制的未来走向。这也是前几年笔者讨论医改的基本出发点。后者则是怎样动员人力、物力、技术和组织资源，通过增加医疗服务能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可惜，实际情况是中国早就出现了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

我前年访问过的上海华山医院，皮肤科门诊一天3000人次，全年96万人次。除非放手开放准入、采用针对性强的刺激医疗服务供给的措施，否则，看病难的现象不但难以缓解，甚至还有可能加剧。

不是专门调查，连走马观花也算不上，就是出差时遇到医疗机构，能看就多看一眼。近半年来，看了不少医疗机构，城市农村的都有。大家观望、等待，当然谈不到扩大医疗服务能力。至于三分之一补供方，则是未来三年政府要拿2125亿元来搞医疗机构的建设，主要就是本文开首提到的城乡基层的社区医院。

看来，医改吵了好几年，终究还结出了一些正果。2008年，华西的门诊不是每天1万人吗？难道日全食会带动门诊潮？当地的朋友说，华西的日门诊量一直呈增加态势，现在平均就是1.2万人。这里所谓的需方，就是病患方。在《病有所医当问谁》这本小书里，我向读者出示了如下数据：1978年至2005年，中国的GDP（现价算）增加了50倍，社会卫生总开支增加了78倍，其中，个人医疗开支增加了200倍。

到杭州，浙医二院的门诊量也是有增无减，且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外地来的，人数明显增多。可是同期，全国各类医疗机构只增长了76％，医护人员增加了75％。

如此快速增长的医疗需求追逐如此缓慢变化的供给，看病既贵且难，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从2005年到2009年新医改文件出台，四个年头又过去了。大都市的社区医院，老人、小孩川流不息，很是兴旺。

搞得不好——我希望自己说错——政府的卫生开销更大，看病更难。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资源过剩，所以那里医改主要解决的是医疗的财务保障问题，那么，中国除了财务保障，还有服务保障的问题。京城里，露天通宵排队的地方，除了春运火车站，非大医院莫属。这样来论医疗服务的供求形势，当然是供不应求，加供不应求，再加供不应求。首先，这次政府决定在三年内出手8500亿元用于医疗的财政经费，明确三分之二补需方，三分之一补供方。看过几份诊疗记录，即使是很偏远的村庄，每天至少也有四五位病人光顾。

新形势是，在政府花财力大手补需方之后，本来就供不应求的医疗服务面临更严重的供不应求压力。一位院长的记录如下：从排队挂号到离开医院共花了405分钟，真正被看病的时间不足5％。

前不久，媒体报道，北京市卫生局组织19家三甲医院的院长，扮成普通患者去看病，感受看病究竟有多难。还要考虑，除了少部分人可享受的公费医疗，当今城乡医保，没有百分之百报销这回事，患者一定还要自付部分医疗费用。

这些机构，房屋新、设施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也新，墙上一般张贴着醒目的服务指引，井井有条。三分之二补需方的意思，就是未来三年将有6375亿元用于扩大城乡医保的范围与财政支付的比例，从而增加了需方的财务支付能力。

这就是说，补需方的那个三分之二，实际形成的医疗需求一定大于6375亿元。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区分医疗的财务保障与医疗的服务保障。不过，大城市里那些最负盛名的医院，人山人海排队挂号的景观一点都没有改变它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股票市场，主要是融资受到影响。

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是，父子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都有批评：左派的父亲甚至在苏联解体当天心脏病发作，儿子则认为只开放不改革的路径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可以先辩论一下，他们是先政治成功的，还是先经济成功的。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人物周刊 ：你刚从印度回来，据你的观察，在这一轮经济危机里面，中国和印度的企业遭遇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从宏观上看，印度的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响是不大的。当保八成为2008年一个响亮而带有一丝悲壮味道的口号时，他对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和GDP崇拜进行了批评： 为如此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辩护的一个理由是，它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我现在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黄亚生：贫民窟的存在是说明一个国家的落后，但是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啊，是吧？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

人物周刊：你也该知道，新加坡模式受到中国很多政府官员的推崇，你觉得能用在中国么？ 黄亚生：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机会向官员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能不能找出世界上第二个新加坡?回答多半是没有的。比较韩国和台湾，韩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相对来讲，做得非常彻底。我认为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应该从实证出发。电影里的主人公身处繁华的上海，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二，我们应该认真的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低，而印度，虽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是却还有那么多的消费。人物周刊：中国现在的一个热点就是如何扩大内需，很多地方都在发消费券，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争议，你怎么看？ 黄亚生：发消费券，你要把它背后的思路理出来——消费不足是因为储蓄率太高。

中国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发电站及交通运输网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不受公共舆论、媒体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束，中国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他的哥哥黄晶生先后担任过软银和贝恩资本中国总经理（在父亲的眼中，这也许是买办的角色）。

另外一点，如果不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国家而看成一个公司更合适，淡马锡就是它的投资部嘛。它又面临产品竞争，我常跟别人开玩笑，说新加坡的飞机一起飞就是国际航班了，从一开始就必须要跟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竞争，必须要跟美国航空公司竞争。